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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代性视野 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李佑新教授简介
2008/5/7 15:38:44 [稿源:红网综合] [作者:] [编辑:刘纯]
          

李佑新教授,1957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1982年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1985年于湘潭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2005年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开始任湘潭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2任湘潭大学哲学系副主任,1995任哲学系主任,1996年任湘潭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2003年任湘潭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现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毛泽东研究》主编,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

李佑新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以及社会哲学研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哲学思考中运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李佑新教授坚持主张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史”的一面是指注重史料和细节,而“论”的一面则是注重思想深度和哲学高度,在第二届“毛泽东论坛”(中共中央党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每年一届)上,李佑新教授就详细阐释了“史”“论”结合的必要性,反对某些研究者只注重“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或必要前提,但研究工作决不能止于史料的考证。对于像毛泽东这样影响深远的伟大历史人物,即使是将他生平活动的细节搞得再清楚,仍然不能回答他“何以如此伟大”这样的问题;同样,对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思想体系,即使是从历史发展的细节上揭示得再清楚,也不能回答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和价值。在这里,就有必要从总体上、从哲学的高度上去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由于总体的观点和哲学的高度总是包含着研究者或理解者的现实问题背景和价值诉求,因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或理解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像某些研究者从“史”的研究方法所必然希望的那样达到终极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每一代人都会从中读出他们所需要的                                  东西来。从这一立场和研究方法出发,李佑新教授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侧重于毛泽东早期思想与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及其关系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自己的研究:一是传统文化,尤其是湘学传统;二是共产国际与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尤其是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三是中国革命实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的关系;四是毛泽东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尤其是毛泽东思维结构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等,并主持和承担了多项重要课题:“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991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及其当代意义”(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重点项目,2004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研究——以毛泽东与湘学的关系为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6年)。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合著,9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现代化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副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其中《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获湖南省社科成果奖三等奖。

在社会哲学研究领域,李佑新教授主要注重于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研究。李佑新教授认为,现代性问题构成了现当代人文社科领域中思想家们的思想背景。无论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正是现代性问题,他们的思想立场都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方式。李佑新教授将“现代性”理解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社会整体结构的性质与特征,具有外在的社会制度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现代性的双重意蕴。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在的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即理性化走向了形式化和工具化一途,而内在的心理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即感性化则走入了色情的陷阱。这两个层面的现代性都导向了如卡林内斯库所揭示的无限制的虚无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价值理想的衰落与道德文化的危机。

李佑新教授的现代性问题研究以关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为核心,认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和解决如下三大问题:一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二是外在的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构及其与社会价值理想的兼容问题;三是个体德性的现代建构问题。李佑新教授将这三大问题所展现出来的研究域创见性地称之为“后儒学”。在第四届全国“马克思哲学论坛”(四川绵阳)、第14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澳大利亚悉尼)上,李佑新教授对“后儒学”作了阐释和说明,指出“后儒学”与现代新儒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语境中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回应方式和思想立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关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批判性地转换传统文化资源,有效地回应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和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是在中国的语境下探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式,“后儒学”这一新颖而又独特的说法引起了与会代表和学术同仁的浓厚兴趣。多年来坚持从后儒学的定位入手坚持关注现代性问题研究,李佑新教授也取得很多丰硕的成果:“当前我国哲学面临的挑战与出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93年);“社会发展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宏观考察”(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997年);“社会转型期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关系之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998年);“制度与德性——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研究”(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2002年)。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社会发展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宏观考察》(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化心理学》(译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等。其中《社会发展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宏观考察》一书获湖南省社科成果奖二等奖。

交流与综合是学术研究焕发生命力的必然趋势,李佑新教授近来尤其注意将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领域结合起来,即将毛泽东思想研究与社会哲学研究结合起来,主张转换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范式或研究视角,即从“革命史”的研究范式转换为“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包含了革命史的范式),主张从中国现代化运动与现代性建构这一视角研究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从而深化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李佑新教授主编出版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及其论文“论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是这一努力的结果;他参与领导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目前也正在将主要力量投入到这一研究课题上来,相信不久的将来,又将开创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新局面。(郭 丹)原载《湖南社会科学报》第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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